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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访“中国第一造反派”聂元梓

时间: 2018-12-20 10:19 作者:浙江新闻 来源:网络整理 点击:

聂元梓,是研究文革历史绕不开的人物。她因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一夜成名,成为家喻户晓的“头号造反派”。从此,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“过山车”,命运的起伏跌宕已难由自己把控。

她曾在北大武斗愈演愈烈之时,向中央提出辞掉校文革主任职务,以退出混乱的政治舞台,却被江青、周恩来等人一致否决。

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起,她的政治符号意义已不允许其随性而为,她在文革中的许多动作,如同被捆绑住手脚的提线木偶,在政治操盘手的玩弄下,她和千千万万造反派一样,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
在经历多年牢狱、贫病交加、孤苦无依的生活后,她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,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,“我赞成打倒刘少奇,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;可是,过分的迷信,个人崇拜,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,走向错误的极端。”即便如此,她对毛泽东的拥护和热爱仍然痴心不改。

她曾说,“我的一生似大海,波涛汹涌澎湃”。如今,93岁高龄的她,在凄风苦雨过后,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晚年生活。记者问她对自己在历史上名分的看法,她平静地答道,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,就是想着老老实实做人。”

聂元梓近况

1984年12月,从延庆监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后,聂元梓很少以真实身份在公共场合露面。迫于生计,她曾在将近70岁的年纪,下海卷入商品经济大潮,那个时候她使用的名字叫“王兰”。

近几十年来,她除了出版《聂元梓回忆录》,以及2010年在《炎黄春秋》发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外,极少公开发表文字或接受采访,《凤凰周刊》记者联系她,她竟爽快答应了。

从监狱出来后,她长期居无定所,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,却因种种原因,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,还将其告上了法庭。如今的住处,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区,这个住处是她托杜润生老先生找的,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是杜润生的门生,便给聂元梓安排了这套房子。

问及是哪一年搬来的,她自己也记不清了,不过这套房子也只是暂借给她,她并不拥有产权。大约50平方米的房子,装修简单朴素,屋内的家具都已陈旧。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,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,聂元梓礼貌地叫她“阿姨”。

93岁的聂元梓,看上去精神并不差,只是因为腿脚的毛病,略有些佝偻。几十年的受苦受难,让她总是一脸愁苦相,即便在给她照相的时候,她也笑不出来,记者搜索她在网上的照片,也大抵如此。

这两年,她的记忆衰退得厉害,采访中,很多问题她都表示“记不清”“不记得了”,但有的问题她却思维敏捷,比如问她对江青的评价,她脱口而出,“我对江青的印象不好,她本来就是个电影演员,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在延安的时候,我就常看到她从杨家岭出来,在外边来回晃悠,她老在中央领导人身边来回窜,不好,不喜欢。”

她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,那个时候就跟江青认识,但一直印象不佳。在她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,江青为了拉拢她,曾请她到家里吃饭,要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自己打电话,或者让李讷转告,自己也可以随时接见。但聂元梓对此不屑一顾,并不理睬江青的特别授权,更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。

她有事还是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报告,而“决不会找江青”,因为“我认为江青在党内一件实事都没有做过,我对江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,对于她的阴险和无赖,是后来认识到的。”

即便如此,在后来给她定的罪名中,还是有一条,“积极追随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”,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。

大字报出炉经过

1921年,聂元梓出生在河南滑县的一个革命家庭,她的父母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先后参加了革命,她在16岁那年也加入其中,从事地下情报工作,并在17岁入党。她的大哥、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聂真,在家里建立起中共滑县组织,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也曾在他们家办公。

作为一名年轻的“老革命”,聂元梓长期从事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,思想上极度左倾。为了革命理想,她从前方长途跋涉至“革命圣地”延安,参加中央党校学习,也在那里,经历了残酷的整风“抢救”运动,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。

1960年,聂元梓在北大校长陆平的帮助下,进入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,陆平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聂真相熟,对工作踏实、负责的聂元梓也颇为满意,两年后,又将其提拔至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,并在分房上给予优先照顾。

哲学系是意识形态口的重点,不仅是北大的重点专业,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亲自抓的重点,甚至中宣部有时也直接下指示,交代任务,而不经过学校一级。陆平将总支书记的重任交给聂元梓,自然是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得力干将,以便更好地掌握哲学系。

孰知,正是这位自己一手引进、提拔起来的“老革命”,将自己推向了被批斗的舞台。

从私人关系来讲,陆平有恩于聂元梓,她应该报恩;从发展前途来讲,只要紧跟陆平,继续提拔受重用都是非常可能的。但是,正是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,她对陆平的评价却在慢慢发生变化,“我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,我成了‘不识抬举’的傻心眼”,她在回忆录中说。

她对陆平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条,她认为陆平不深入群众,不了解基层具体情况,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,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还在校党委建立自己的小圈子——陆平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,而北大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。

她对陆平的这些意见,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他亲口提,但她认为这些意见都很重要。终于,文化大革命发动,给了她这样的机会,让她一吐为快。

在“五·一六”通知发出后,她和哲学系的另一位老师杨克明想通过大字报的形式,向学校党委和北京市教育系统提意见,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,便找到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。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的妻子,她满口答应没问题,但并没有过问他们写什么内容。

这样,聂元梓和哲学系的赵正义、杨克明、宋一秀、高云鹏等人商定给陆平等人写一篇大字报。据聂元梓回忆,大字报改了三次,最后的版本是由杨克明主写,她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和三句口号,并带头签了名。

这篇后来轰动全国的大字报《宋硕、陆平、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?》历数了三人在执行文革中压制群众投身文革的“错误”,并对他们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。

5月25日,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山墙上,一下子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,并形成拥护和反对陆平的两派意见的局面。陆平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,并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,也贴在同样的地方。

(责任编辑:深圳新闻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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